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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尔·罗杰斯 （Carl Ranson Rogers，1902-1987）：美国心理学家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与研究，并因“以当事人为中心”的心理治疗方法而驰名。1947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，1956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。

本期高端访谈的内容是卡尔·罗杰斯在1977年为一个巴西大型工作坊而作，选自他的著作《论人的成长》。

人到了75岁会是什么样子？这与55岁、35岁都不同，对我来说，它们之间差距没有你想得那么大。我不肯定我的故事对其他人是否有用、是否重要，因为我一直非常幸运。我将要写下的一些理解和反思几乎都是为了自己。我将年龄段限制在65岁到75岁，因为65岁对很多人来说，代表创造性生活的结束，以及退休期的开始，无论那意味着什么。

我确实感到了体力的衰退，这在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。十年前，我特别喜爱扔飞碟。现在，我的右肩膀患有非常严重的关节炎，以至于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活动。在花园中，五年前还能轻松完成的工作，去年我做起来就有些困难，现在更加困难，只好留给每周来一次的园丁来完成。这种缓慢的衰退（还有各种视力的、心脏的小紊乱，等等）提醒我，我的身体部分是不会万古长青的。

然而，我仍然享受在海滩上长达四英里的散步。我能够提起重物，而且当我老婆生病的时候，购物、做饭、洗碗我都能完成，我还能轻松地拖起自己的行李箱。对我来说，女性形象是宇宙创造的最可爱的生物之一，我非常感激它。我现在还是性活跃的，这一点我很高兴，虽然我同情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·温德尔·福尔摩斯（Oliver Wendell Holmes）在80岁离开脱衣舞俱乐部的时候的评论：“让七十岁再来一次吧！”是的，六十五岁也行！六十岁也行！

所以，我充分意识到了，自己明显上了年纪。然而，从内心世界来说，在很多方面我还是一样的，无论年轻还是年老。这就是我将要讨论的那个人。

我问自己：“过去这十年中我写过什么？”我完全惊讶于我的发现。我的秘书一直在更新我的出版物的清单，并告诉我自从65岁到现在，一共写了四本书，四十篇短文，以及制作了几部胶卷。我相信，这比我之前的任何十年的产量都要多！我完全无法相信。

我很迷惑地看着这些激增的作品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在晚年，不同的人会为不同的理由写作。80岁的时候，阿诺德·汤因比问自己：“我为什么工作？”他自己回答：“良心。我对工作的态度，不是澳大利亚人式的思维，而是美国人式的思维。一直在工作，但是还一直倾尽全力，这使得我需要将良心作为一项职责。我想为了工作而被工作奴役是不理性的，但是，这样的想法不会解放我自己。如果我偷懒，或者仅仅是松懈了，我就会良心不安，从而心神不宁和不快乐，所以这一点好像一直激励着我，就好像一直有工作动力在我身后。”（Toynbee，1969）过这样一种被驱赶的生活，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。这与我的动机好像没什么相似之处。

我知道亚拉伯罕·马斯洛，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有一个不一样的推动力。他体验到了内心的压力，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有很多要说，但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东西。这样的动力让他一直写到最后。

我却又不同的观点。我的精神分析学家朋友，保罗·伯格曼，写道：在一生中，没有人会产生两个及以上的启发性念头；那个人所有的作品仅仅是一个主题的进一步说明。我同意他的观点，我也认为我的作品也是这样。

当然，我写作的一个原因是我有一颗好奇心。我喜欢发现和探索自己和其他人想法的含义。我喜欢符合逻辑、追寻思维的衍生物。我极大地卷入到了情感、直觉、非语言的世界，同时也卷入了语言沟通的世界，但是我也享受思考和写作的世界。将世界概念化为我阐明了其意义。

然而，我相信，我写作还有更重要的理由。在我的内心中，我还是那个害羞的小男孩，觉得与人沟通非常困难：写情书比直接表达爱意更加有说服力，那个男孩能在整个高中自由演讲，但是在班级讲相同的话却感觉奇怪。这个小男孩还是自我的一部分。写作是我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，而真正意义上说，我不觉得我属于这个世界。我非常希望能被了解，但是我没有期望其发生。写作，就是我密封在瓶子里并扔向大海中想要传递的信息。我惊讶于那么多在海滩上的人们——心理上和地理上的——发现了这些瓶子，看见了我想要跟他们说的话。因此我一直在写作。